普显宏：草花塘访问记
忙完手中的工作，坐下来喝口水，忽然想起来一个人，罗思发，上世纪七十年代五街公社原党委书记，一个在政治上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彝族老人。就发了个微信给五街镇马龙河村委会主任普正雄：请问一下你们那个老书记罗思发近来怎么样？身体还好吧？隔了一阵，对方回复说：听说前几天在五街卫生院住院。
遇见南华•文学艺术季•民族团结进步主题文学摄影采风
2021年11月20日，南华县文联组织开展“遇见南华•文学艺术季•民族团结进步主题文学摄影采风”活动。十六名本土作家、摄影家、书法家坐着一辆公交车向沙桥方向进发，一路过沙桥、天申堂、石桥河，沿着天五（天申堂——五街）公路到咪黑们“百菌园”采风。百菌园其实就是一座森林植被好，松茸出得特别多的山地打造而成的绿色生态园。每年8月，山间异常热闹，当地彝族上山采松茸之前，都会请毕摩在此举办隆重的祈福祷告仪式，即“开山节”。
百菌园就在公路边上，门口有一座滇西人民自卫团一支队二大队纪念碑，园内铺设了几百米的塑木栈道供游人体验寻找松茸之乐，沿栈道的树林中建有太阳能路灯和一个气象观测站。按照先前的采风计划，我们还要到六把地参观解放战争时期的羊皮大队纪念馆和抗铲大队纪念馆，但因一路拍照兴致太高耽搁太久，时间来不及了，没有成行。
下午我们就从五街镇政府出发，访问马龙河村委会草花塘村。因为草花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楚雄州第一个实行“包产到户”改革的生产队，在当时是一件惊天动地，冒着极大风险、却能改变农村贫困面貌的新举措。
五街镇政府在高山上，马龙河在河谷的半坡上，我们乘坐的公交车在盘山公路上旋转而下。13公里路程，半个多小时就到马龙河村委会了。村委会的主任、书记都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上世纪实行包产到户的时候，他们还没出生呢！对包产到户之事毫无感知。问起草花塘村在哪里？村主任手一指，就在村委会对门，我一看距离不过三四百米远，就想到村中问问年纪大的一些老人，当年包产到户时出现的情况。主任说，五街公社原党委书记罗思发应该在家里呢，你们就去问他老人家吧，草花塘包产到户的事，他最有发言权了。
草花塘是个小村子，全村仅有23户人家，散居在一缓坡上。老书记家就住村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盖的几间大瓦房，四周也没有院墙，还是我老家彝族“夜不闭户”的模样。我观察了一下，整个草花塘村，竟然没有一幢小洋楼。我们今天一路走来，公路两边尽是一栋一栋漂亮的小洋楼，看上去经济收入可观，家境殷实富足。而这个当年勇敢打破大锅饭，在楚雄州勇敢实行包产到户的第一村，曾经的公社党委书记，至今仍然住着大瓦房，财富收入明显滞后，不禁有点让人嘘唏！
当我们见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五街公社党委书记罗思发的时候，他一个人就倦缩在堂屋中的一把椅子里。屋里不是很敞亮，也坐不下我们这么多人，为了采访方便，我们一群人七手八脚将他老人家连椅子一起端到堂屋门外的厦子上。
南华文艺家在草花塘采访五街公社原党委书记罗思发
老书记罗思发今年84岁了，衣着朴素，头戴一顶绒线帽，人看上去还算精神。只是腿脚关节病变，行动不便，加之眼睛白内障，视力不好。但听力尚可，平时一天就呆在屋里看看电视，消遣时光。
老书记见了我们很高兴，主动与我们聊起的第一个话题是：他家住的这个地方过去叫“羊厩房”，在他盖起大瓦房之前，是生产队关羊的地方。可想而知，当年这里是个荒凉之地。他家的房舍盖在这里，按说还是有翻天覆地之变。看得出，老书记很是怀旧，对故乡的情素依然。
这时我也向老书记提出了自己的好奇，这里为何叫草花塘？一个极富诗意的村名！老书记告诉我，这里彝语原来叫“阿毕稀嘟”，汉语意思是流鼻涕的地方。因为村子前方的山脉就像鼻梁，左边山下有羊草河，右边的山下是马龙河，如同人的两个鼻孔，河水长年流淌不息。因为彝语“阿毕稀嘟”（流鼻涕）意思不雅，新中国成立后，就叫了个很好听的名字：草花塘。
草花塘是改革开放初期，楚雄州包产到户最早的地方，据说比安徽的小岗村还早，这个我就不敢信以为真。因为有时为了宣传的需要，会有故意夸大其词的情况。我平时喜欢看报，知道在楚雄州的元谋县、姚安县、大姚县均有过类似的宣传报道，均称第一。采访回来后，我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包括楚雄州委原书记余活力、张松等人的回忆录，大致搞清楚了一些基本事实。1978年，大姚县给承包养蜂重点户何正喜一千五百元奖金，引发全州党员干部强烈争议，这可能是楚雄州有文字记载最早的“副业承包”和发放高额奖金的县。1978年秋，元谋县元马公社大塘子生产队实行“按专业分工，包产到组”，人均产粮超过千斤，州委表扬奖励生产队会计李国有，评其为省劳动模范。但这个仅是“包产到组”，按我理解仍属于集体性质，不是个体单干。但奖励会计李国有引发轩然大波，社会热烈讨论。1979年姚安县大伙房大队实行“联产承包到组，包交提留到户”，粮食获增收，经楚雄州委批准仅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这个是包交提留到户，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包产到户。这些敢为天下先的经济改革，在当时都有划时代的典型意义，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着第一个吃螃蠏的义举。但严格地说，他们都不能算是楚雄州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
当年曾任楚雄州委办公室主任、州委书记余活力秘书的李如林（姚安县人）在《楚州今古》2019年第3期《缅怀余活力》一文中记载：
1979年夏天，南华县五街公社草花塘生产队悄悄地搞起了包产到户，这是全州乃至全省最早搞包产到户的地方。这年的11月下旬,余活力同志到南华县五街公社调研，发现这情况后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回楚雄后，立即安排我同邵长鲸同志(时任州农办主任)到草花塘调查。
调查组经过实地调研，写了一篇《草花塘的“责任地”是怎样搞起来的》的调查报告，如实反映了草花塘包产到户的基本做法和显著效果。12月初,州委办公室以《情况反映》印发了这一调查报告，使包产到户从秘密走向公开，不仅在全州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引起其它地州和新闻媒体的关注。1980年1月11日，新华社的内参刊登了这一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由此，拉开了全州乃至云南全省实行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的序幕。
继草花塘之后，禄丰县土官公社有56个生产队于1979年的秋收后，也先后实行了包产到户。1980年春，余活力同志亲自到土官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作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包产到户不仅地广人稀的贫困山区可以搞，人口集中、条件较好的坝区也可以搞。
其实，李如林记载的“1979年夏天”五街公社的包产到户，已经是第二轮了，面积是38亩。之前试验的第一轮包产到户，面积仅有两亩，分别由两个人承包，时间是在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1978年5月10日）的时候。
当年曾在南华县五街公社工作的彝族作家罗宗贤，在其回忆文章中写到：
1978年，正值全国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上级要求农村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要通过实践办好试验田，时任中共云南省委委员的五街公社党委书记罗思发回到自己所在的马龙河大队草花塘生产队搞试点。他们以青年组、民兵组、老年组、妇女组的名义，将2亩地承包给两名农民，每人承包1亩，自负盈亏，结余归己。收割时，承包地每亩收800多市斤，比其他地亩产300多市斤，增产了500多斤。
据《中共南华县历史大事记》一书载：1978年11月，南华县委、县革委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农业农村问题。会上，五街、沙桥两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分别汇报了草花塘生产队、金竹林生产队包产到户、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获得粮食大增产的经验。受到州委书记余活力等领导肯定，被誉为楚雄州“包产到户第一村”。
1979年3月，草花塘生产队有11户58人95亩耕地。他们在试验田的基础上总结出：搞日工工分，出工走起来一条线，做活站着一大片，出工不出力，效率不高，往往误了农时；搞定额管理，只抢工分，不顾质量，长期以来也是个老大难问题；搞包产到组，又怕分组分心闹分队。有人提出，能否把全队95亩耕地中拿出38亩，定产、定工分、定成本、定奖惩，按劳动力分包到户耕种，就叫“大试验田”。这个办法得到了群众的认可，认为辅助劳力有活干，强劳力可以充分利用零星时间到包产地干活，各个环节的生产质量均有保证。
作者与上世纪七十年代五街公社原党委书记罗思发（彝族）交谈
这种做法实施下来，到秋收算账，全队粮食总产从1978年的21084市斤提高到34694市斤，增产13610市斤，增产幅度为64.6%，人均增产243市斤。大家都说这个办法好，干部好领导，社员好干活，工干家属也不吃受气饭。
由此可见，南华五街公社最早搞包产到户的时间，是在1978年的夏天，将2亩地承包给两个人，每人承包1亩。1978年11月，南华县委召开包产到户经验交流会，五街草花塘、沙桥金竹林在会上交流经验，说明此时包产到户在南华县已经是公开化了，而且得到了县委、县革委的认可。
1979年11月，楚雄州委在南华县召开西片县委书记会议，会上，州委书记余活力安排罗思发介绍草花塘经验，事先不作引导，让他咋个想的就咋个说。罗思发是个很有想法的人，他真实汇报了草花塘实施的情况。会上，余书记肯定了南华县五街公社草花塘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统一核算、超产分成”的做法，要求各县大力推广草花塘生产队包产到户获得粮食大增产的经验。隔了几天，余活力书记又召集楚雄东片区的县委书记开会，决定在全州推广南华五街草花塘包产到户的经验。于是，草花塘生产队名声大振，成了楚雄州包产到户的试点村。大理、丽江、思茅等地的州（区）县领导先后带人前往五街草花塘参观考察。
当时，对草花塘生产队包产到户这件事，前来考察学习的人也是褒贬不一。持改革观念的人认为：不管是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增产增收解决农民吃饭问题才是硬道理。姚安县委书记杨思学还拍了一下罗思发的肩膀赞赏他说：“老罗，你这个人为了让群众吃饱肚子，敢想敢干，还是有点胆子的嘛！”罗思发回答说：“组织上把我安排在党委书记这个位置上，我就是想带领群众多生产粮食。让群众吃饱肚子就是我的责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搞“包产到户”就是要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持保守观念的人认为：包产到户是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是一件会遭到杀头坐牢的严重事件。他们认为草花塘是当年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复辟回潮，是黑风、妖风，要坚决顶住……
面对种种议论，时任中共云南省委委员、五街公社党委书记的罗思发同志处变不惊，他回到自己的村子——草花塘生产队召集党员和队干部开会。在会上，多数村民认为：“不怕人家说什么妖风、黑风，能增产增收吃饱肚子就是正风。”罗思发也表态说：“我是本队人，又是公社党委书记，包产到户的试点我们还是要走下去，错了我负责，大不了撤职批斗我……”
我查了一下，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18户村民按下红手印是在1978年11月24日深夜的事，至少比我们南华五街的包产到户晚了半年多。在这一时间，我们南华县的包产到户已经在南华县委、县革委层面上得到认可并推广经验。故说南华五街公社草花塘是楚雄州乃至全省包产到户最早的地方，比安徽小岗村还早，是准确的，真实可信的，当年还上了新华社的内参。不同的是，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由村民自发，是从下到上。南华县五街的包产到户是由党委书记倡导，是从上到下，先试验，后推行。改革目标一致，均有政治风险，却有难易之分。
当年南华五街公社包产到户的始作俑者，正是我们面前的这位退休后回到农村的公社党委书记罗思发和他的三哥罗思宝。罗思宝时任马龙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包产到户的事又发生在他们草花塘村，如果没有公社党委书记的引导，没有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支持，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一般人是没有胆量尝试“包产到户”改革的。这里面应该有激烈的思想斗争，义无反顾的壮举。但当我问及罗老书记，作为公社党委书记，当年他为什么会有胆量下魄力在自己村中尝试包产到户时，情节却没有我想像的那么复杂。
他说1978年5月种大春的时候，他安排草花塘生产队办一个试验田，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这个事与时任大队支部书记的三哥罗思宝多次交换过意见。当时草花塘村有11户58人，除1家是汉族外，其余10户都是我们姓罗的一个家族的彝族，事情一商量就办成了。当时草花塘生产队长是罗思亮，会计是罗思成。决定在生产队的共青团、民兵、妇女、老年人中各选一人，各种一丘试验田，每丘田三四个工，大约是1亩左右。但在共青团和民兵组织中没有人出来报名，可能还是怕在政治路线上犯错误。只有妇女组长鲁宝珍、老年人代表罗敬东二人自愿承担了试验任务。其中，妇女组长鲁宝珍就是党委书记罗思发的妻子。如果是公社党委书记的丈夫不支持，妻子鲁宝珍怎么会出来承包？
罗老书记说，五街草花塘的包产到户一开始叫“试验田”，1979年3月叫“大试验田”，当时胆子的确很大。但想着只要让农民们吃饱肚子，穿暖衣服，就是丢官免职也值得……
罗老书记说：有一天，我去省上开会，被安排与州委书记余活力同坐一辆小汽车，我坐后排，无意中瞄到余书记放置在前座背袋里的一份材料上露在外面的一段话，说到了“包产到户”的联产责任制，那是一份内参。心里就猜到了那是上层支持的改革动向。所以，草花塘村的“试验田”，尽管遭到一些来考察的县委书记非议，但我心中有数，不怕承担风险。
罗思发一家共有五兄弟，当年南华县革委会开会，领导在大会上表扬他家出了三大书记：一个是五街公社党委书记（罗思发），一个是五街供销社党支部书记（罗思旺），一个是五街马龙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罗思宝），一时在南华县传为美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物质极度匮乏，计划经济下什么都要凭票供应。大会小会讲的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城市，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农村，贫下中农领导一切。共产党的书记在民众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威信，一家有三个人当任党委书记和支部书记，确实是一件相当罕见，十分了不起的事情。每每谈起往事，罗思发也为此深感自豪。
回来查史料的时候，知道了五街公社党委书记罗思发当年的另一个身份——中共云南省委委员。我有些不解，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怎么会出任省委委员？就打电话给文友罗宗贤，他与罗思发均是五街公社干部，两人曾在一起工作，也是生活中的好朋友。他解释说，当时在国内的党组织中有这种体制。罗思发当上中共云南省委委员，是因为五街公社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公社，五街又是典型的少数民族（彝族）地区，公社党委书记罗思发本人也是彝族。这些都是促成他当省委委员的因素。
如今的农村，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成了空心村，剩下的是老弱病残、留守妇女和儿童。而草花塘村却是个例外，村里很少有人出去打工，2019年仅有一人外出打工。这与彝族天生没有经商基因有关，他们宁愿送你所有，收获友谊与信任，根本就不想去别人身上赚取钱财。敢于实行“包产到户”，这也是彝族人敢于“较真”、“认理”的性格所决定的。罗思发身边，现在还有他的老伴和儿媳，一起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他的老伴才七十多岁，身材消瘦，却精神矍铄，是当年站出来勇敢承担“包产”风险的铁娘子。看似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实则值得我们敬仰。问起罗老书记现在的工资，老伴说：很多人以为老书记的工资在一万块以上了，其实一个月仅五千多块。这应该是退休早，工资基数低之故。县文联主席李天永，代表今天到访的南华文艺界人士给老人送上了慰问金。
访问结束，我们沿山谷下山，顺羊草河途经徐营回县城。羊草河右岸，全是平展展的优质良田，河里清澈的河水哗啦啦流淌，种植条件远比山顶上的五街不知要强多少倍！想来农民们的日子会好过一些。但一看羊草河左岸的农舍，却还是青一色农村陈旧的大瓦房，没有一间小洋楼，缺少新农村的气息。同在一片蓝天下，社会经济发展为何会出现山这边与山那边如此大的反差？我联想到这些年来，许多革命老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这似乎与人们的传统思想观念有着很大的关联。战争年代或困难时期，这些地方的人民为国家作出了贡献甚至牺牲，反而是在和平年代，经济建设却拖了后腿。这其中的变数，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们应该加以研究。
羊草河上，每个村庄前面，都有一座桥与河堤相连。我看到了河上有很多座石拱桥，看似年代久远的古桥，回来一查康熙《镇南州志》，均无一记载。我们访问草花塘后十余日，忽闻羊草河一户村民办喜宴，三十多岁的一对夫妇晚上忘记将火盆移出门外，结果睡梦中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身亡，留下两个孤儿需人抚养的悲剧。
从包产到户算起，农村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基本上解决了吃、穿、住的问题，消灭了绝对贫困，实现了小康社会。但四十年后的今天，农民种粮竟然不赚钱，农业、农村、农民深层次矛盾没有破解，“三农”问题依然十分严峻，希望的田野上年轻的一代农民们一片迷茫，看不到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希望，我的心情也十分沉重。在实行包产到户这四十年中，农村的现状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改变，没有出现大的前进或进步，这是不应该出现的状况。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党中央就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我们国家的战略目标。但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农业现代化几乎没有大的起色。导致农业生产成本高，粮价低，市场也就失去了竞争力。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一家人轻轻松松可以耕种几百亩土地，而我们仍然停留在繁重的手工劳动之上，一人忙乎于四五亩耕地。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十分艰巨而又漫长的任务，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后，我们一定要重视农业和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振兴乡村，带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原载 《龙川江》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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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作家普显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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